復旦大房屋二胎學國際問題
  研長灘島究院常務副院長
  吳心伯
  安倍需要有一個外部的緊張源,才能在國內順利推進修憲擴軍。中日關係改善需要雙方的意願,安倍沒有這個意願,他有他的議程,他的議程需要保持這種緊張態勢。我們可能很難指望在安倍執政期間中日關係有很大的緩和,所以只能確保底線借貸,底線就是儘量減少摩擦和衝突,這是我們2014年需要做的。
  早報記者 楊汽車借款小舟
  世界經濟論壇2014年年會25日在瑞士達沃斯落幕。近幾年來,在這個以討論全球經濟為主的觀點盛會上,地緣政治因素逐漸上升。今年達沃斯論壇“地緣政治風險”理事會主席、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吳心伯教授表示,2014年東亞和中東成為全球兩大地緣政治風險的中心,對外接式硬碟中國而言,2014年“可能很難指望在安倍執政期間中日關係有很大的緩和,所以只能確保底線,底線就是儘量減少摩擦和衝突”。
  東亞和中東是風險源
  東方早報:2014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在哪裡?
  吳心伯:前幾年在全球化浪潮下,地緣經濟、相互依存更突出些,這兩年很明顯地緣政治因素在上升,從而帶來了一些地緣政治的風險。2014年大家比較關註兩個地區的風險,一個是東亞地區,另一個是中東地區。
  東亞地區有很多複雜因素推高了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。比如一些國家內部政治的變化導致其對外政策的變化。像日本右翼勢力上臺後,主張擴軍修憲等政策,加劇了與鄰國關係的緊張程度,使日本成為地區安全的不穩定因素。還有朝鮮,它的走向也值得關註。
  還有一個因素是相關國家的戰略調整。比如美國總體上加強了在亞太的投入,特別是在安全上。這些投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針對中國的。這樣會造成中美戰略關係、安全關係的緊張,競爭性上升。
  第三個因素是力量對比的變化。主要反映在中國國力上升,周邊國家是否適應。
  這些因素導致東亞地緣政治風險在上升,特別是這些因素跟歷史遺留的領土領海爭端問題結合起來,風險就更大了。我們有一個專場就是討論全球安全環境,其中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(IISS)所長奇普曼認為,中日之間戰略競爭會加劇。
  我的看法是,中日之間不可能發生大規模戰爭,儘管有釣魚島爭端,但中國不想打,日本不敢打,美國不願意卷入。但我們不排除意外的衝突和低烈度摩擦的風險。從朝鮮半島來講,也存在南北衝突的風險。
  中東的地緣政治風險首先是美國戰略調整,包括美國和伊朗關係在改善、美國可能會減少在該地區的軍事投入——這個從敘利亞化武問題看得出來,至少在奧巴馬任期內,美國不大願意在該地區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。
  其次,美國的戰略調整也造成中東相關國家關係的變化。沙特很反感美國和伊朗談核協議,以色列也是,幾個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處在不確定的狀態。
  第三,一些國家內部正在發生變化,比如埃及、敘利亞。2014年敘利亞問題可能會慢慢退潮,國際社會對其關註逐漸減少。伊朗核協議執行得比較順利的話,美國在該地區軍事威懾的態勢會逐漸淡化,這個地區的內部因素就會變得比較突出。
  安倍不讓中日關係緩和
  東方早報:中國面臨哪些地緣政治風險,如何積極應對?
  吳心伯:朝鮮半島、東海、南海在2014年都會不停挑戰中國的安全神經。
  朝鮮半島的風險主要是朝鮮處於政策轉型過程中。新領導人一方面在鞏固地位,另一方面試圖建立新的政治議程。如果我們觀察到過去兩年的情況是正確的話,實際上,金正恩可能更多在強調經濟發展,改善民生,外部如果能引導鼓勵這種趨勢,能把經濟發展放在政治議程的第一位,對朝鮮今後對外政策走向是有利的。把經濟放在第一位,那麼對外政策肯定更多強調和解和合作性。中國和相關國家還是要推動朝鮮的轉型。
  海上的風險主要是釣魚島問題。釣魚島問題是放在中日關係框架下考慮的,估計在安倍任期剩下的時間里,中日關係都會保持一種冷淡的狀態。在這個背景下,我們要做好危機管理,防止在中日之間低烈度摩擦和衝突。安倍需要有一個外部的緊張源,才能在國內順利推進修憲擴軍。中日關係改善需要雙方的意願,安倍沒有這個意願,他有他的議程,他的議程需要保持這種緊張態勢。我們可能很難指望在安倍執政期間中日關係有很大的緩和,所以只能確保底線,底線就是儘量減少摩擦和衝突,這是我們2014年需要做的。
  東方早報:您去聽安倍的發言了嗎?
  吳心伯:安倍的報告是在最大的一個會場,不過我沒去聽。我知道安倍要講中國,所以我想我還不如先點評一下日本的立場和政策。
  我參加的專題討論時間是在他演講之前,我討論時講安倍是“麻煩製造者”,跟我同一個討論會的學者,也是“地緣政治風險”理事會上一任主席依安·佈雷默,他說,西方很難認同把安倍稱作“麻煩製造者”。
  有一個日本學者田中明彥,以前是東京大學教授,現在負責日本對外援助,我們也比較熟悉,他聽完我們的發言後一口氣向我提了3個問題:1.你們通過大使在全球批判安倍,還要批判多久?2.你們真的認為安倍是要挑戰二戰秩序嗎?3.如果你們把安倍界定為“麻煩製造者”,那麼你們指望安倍接下來會做什麼?
  我是這樣回答的:第一個問題,大使批判是反映了中國對安倍做法的極度不滿,也反映了中國公眾的情緒。還要批判多久要看安倍的態度,如果他還是在為參拜靖國神社辯護,還要繼續參拜,我們就一直批判下去。第二,安倍要修憲,尋求自衛權,而日本現有憲法是二戰後國際安排的一部分。第三個,我覺得日本學者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,你們界定他是“麻煩製造者”的話,他就破罐破摔了。我們批判安倍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,我們是希望他能夠有正面的回應,採取實際措施改善與鄰國的關係,而不是繼續製造麻煩。但是,如果繼續挑釁,我們會繼續給他貼標簽。
  東方早報:中國剛剛公佈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置,今後會不會發佈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?
  吳心伯:中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跟美國不一樣,美國國會有立法,要求政府每四年報告一次,所以美國會有國家安全報告。中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中共中央的機制。它起兩個作用,一個是制定政策,另一個是協調統籌。中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時兼顧國內和國際。這次的人員設置,實際上是以前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放大版,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擔任主席,國務院總理李克強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擔任副主席,規格就不一樣了,黨政軍協調起來就沒問題了。
  達沃斯經驗的啟示
  東方早報:達沃斯論壇主辦方是怎麼與您聯繫上的?(吳心伯於2012年應邀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智囊機構“全球議程理事會”旗下的“地緣政治風險”理事會,並擔任副主席,從2013年7月1日起受邀擔任該理事會的主席,任期一年。他是首位出任該理事會主席的中國學者。)
  吳心伯:我想應該是他們駐北京的代表處,他們比較關註中國的學者和研究領域,可能是代表處向總部推薦,然後就給我發來了邀請。
  我是2012年第一次接到世界經濟論壇“全球議程理事會”的邀請,這個理事會旗下一共有85個理事會,每一個都是關註一個專題領域,有中國理事會、地緣政治風險理事會、美國理事會等等。每個理事會有15名左右的專家,在全球範圍內遴選。當時的主席是前面提到的美國人佈雷默,他是歐亞集團(Eurasia Group)的總裁。當時我加入後,該理事會一共有兩個中國學者。
  東方早報:學者參加各種論壇有沒有自己的選擇標準?
  吳心伯:對我來說,一個是議題,自己是不是感興趣。第二個看論壇請哪些人,和你一起發言的都有誰,可以瞭解大概是什麼層次。
  除了世界經濟論壇,我比較感興趣的還有香格裡拉對話,對瞭解和討論亞太安全形勢很有幫助,去參加的軍方高級將領比較多。還有雅加達防務對話、韓國的濟州論壇,都辦得不錯。
  辦論壇熱熱鬧鬧像開party還不夠,達沃斯論壇每年都能請到三四十位國家領導人來演講,這不是一般論壇能做到的。去年基辛格來,有一個基辛格專場,基辛格說他以前來過一次。他指著大會議廳說,那時也就是前面坐滿前三排這麼多,現在有幾千人。現在很多大公司以成為它的會員而自豪,它的標準很嚴,參加會員的公司年產值要在50億美元以上。對學者也一樣,它認為你在這個領域內是比較突出的才邀請你,達沃斯論壇年會已成為一種身份,所以大家都願意去。
  東方早報:論壇上中國學者多嗎?
  吳心伯:世界經濟論壇設在紐約的辦公室是除了瑞士總部以外最大的辦公室,每年達沃斯年會,有三分之一參會人是美國的,這就是話語權的體現。我去年第一次參加達沃斯年會,這個感受很強烈,每一個議題會場,要麼主持人是美國人,要麼發言嘉賓有一個是美國人。去年牛津大學一個學校就來了20多個人,我們國內大學加起來也就20來個人。今年中國學者參會的更少。中國學者住在同一個飯店,早餐時都能碰見,大多數還是搞經濟的,搞國際關係的非常少。  (原標題:“中國應做好中日危機管理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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